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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他的诗词人生

  导语:苏轼,作为古时候的名人,当然也是如此。以下是小编整理苏轼与他的诗词人生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苏轼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其一、说理中显趣味——一理趣取胜。宋代诗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理,而苏轼却是一说理大家。所谓理趣,大体上就是诗中所含之理富于生机与灵气,即宇宙、社会、人生的哲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诗人眺望庐山,看到山岭连绵,峰峦环列,高低巍峨的景象,横看、侧看、远看、近看,视觉不同,看到的情况各不相同。于是作者想到,人们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的真面目,就因为身在庐山之中,只看见庐山的一个局部,或被某中现象所迷惑。这也就告诉我们:凡是主观片面,各执一端,都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想见到真相,需要走出自身局限,从搞出全面洞察。全诗融景物、感情、哲理于一体,是一首不朽的哲理诗。

  苏轼诗的理不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让读者通过作品的形象去感受、联想后,然后悟出一些新颖而深邃的哲理。又如他的《和子由渑池相会》: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前四句比喻生动奇妙,单行入律,一气呵成,后四句再以所闻所见所忆的情景深化“雪泥鸿爪”的感触,使前后两部分紧密相连、虚实相生。全篇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蕴涵深邃的人生哲理,古能动人深情又发人深思。

  其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苏轼的诗既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其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穷奢极欲的统治者的不满。他的《李氏园》揭露了官僚贵族兼并土地的罪行,他们为了建筑“美园圃”不惜“夺民田”,“破千家”。苏轼的《荔枝叹》揭露了官僚为了“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的丑态与罪行。

  苏轼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次表现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上。苏轼主张抗击辽和西夏,在他的诗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去可汗。”(《答陈季常惠一揞巾》)表现了他愿意效命疆场的豪情壮志。

  苏轼时常关心边事,因此,每当他得知边境告捷,常常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如:“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池八尺龙。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牧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放(一作皆。)春容。”(《闻洮西捷报》)写熙宁五年(1072)洮西大捷。又如元皊二年(7087),擒获吐蕃首领鬼章,苏轼写诗称颂道:“坚垒千兵破,连航一炬烧。擒奸从窟穴,奏捷上烟霄。”但他也清醒地告诫说:“羌情防报复,军胜忌矜骄。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获鬼章二十韵》)

  苏轼一向认为,山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时时想着要做大自然的欣赏者,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在大自然身上;他从大自然中获得了乐趣,浪迹山水禅寺,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浪漫主义精神。他在应试的答卷《咏怪石》中写道:“谁知兹市石本灵怪,忽从梦中来我前,骇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写怪石向苏轼托梦为自己辨解,实际上是苏轼借怪石之口热烈歌颂怪石的高贵品质。这表明苏轼从青年时代就具有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精神,也可见他高燃的理想火炬。

  其三、豪放风格与婉约风格相结合。北宋时期,诗词以婉约而著称,而苏轼则开创了豪放派诗词,因而在他的诗中,主要是以清雄旷放的豪放风格,同时又兼有婉约等多种姿态。正如刘克庄所评:“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阖,千变万化。”(《后村诗话》)

  看苏轼诗《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诗中前两句翻用刘禹锡《看牡丹》诗“只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最后一句翻用杜牧《赠别》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语意。描绘杭州百姓观赏牡丹的欢乐氛围以及笑看其带醉而归的情形。诗中描写出自己白发簪花的情态,赏花醉归,十里花街,珠帘半卷,佳人仕女,纷纷探头观看。诗中“人”、“花”、“老”、“羞”四子有意重复,使音节回环往复,带有很强的婉约情调。

  又如他的诗《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等,更是婉约细密,幽微深远。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这是苏轼诗《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从诗中感觉出有种笔墨淋漓,锋芒毕露,豪气喷薄的感觉。而苏轼的词其豪放特点更甚于诗。

  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是苏轼有名的一首禅诗,琴声既不在“琴上”,又不在“指上”,那么发自何处呢?诗人设问奇诡而并不作答(也无须作答),诗中充满了“禅意”,其间之雅趣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苏轼的影响。

  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苏轼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成为北宋词坛豪放派的开创者。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词最初在民间产生,内容原是很广阔的,它与诗的不同主要在于配合音乐,能够歌唱。但后来文人词的大量发展,却把描写爱情或色情作为词的专业,自晚唐五代以来,词被称为“小道”、“艳科”,在人们心目中比诗“体卑”。词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扩大内容,开拓题材,打破诗词的界限。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苏轼以创作诗的态度来作词,使人发现了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内在潜力。它除了适应音乐曲调,更重要的是可以从自身的格式变化,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这样,苏词的抒情言志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词的独立抒情诗体的地位。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遗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词中写出猎盛况,有声有色,使人如临其境,一扫过去那种语娇声颤,柔婉妩媚的普遍倾向,词的下片气慨尤为豪迈:“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苏轼的自负与豪情。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到与汉赋、唐诗、元曲的同等地位,使宋词在中国历史文学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它只有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沃土,才能生长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在以“花间派”为代表的传统词作开始衰落之际,苏轼登上了词坛。词的创作这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以诗为词,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以词怀古、感旧、记游、说理,将触角伸进了诗的题材范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促使词从“樽前”、“月下”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大大开拓了词境。借用写诗的某些方法作词,拓宽了词的题材,深化了词的内涵。苏词的内容和题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斗争是宋代主要的社会问题,在词史上,苏轼较早把民族矛盾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苏轼忧国忧民,具有远大的报负,即使在遭遇人生“低谷”时,他那种欲有所为、欲有所“伸”的政治抱负也在词中时时可见。苏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泛舟赤鼻矾,写下了那首声震词坛,千载传响的热情向往英雄事业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以祖国雄伟壮丽的江山和悠久的历史作背景,借对历史舞台上曾导演过的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的周瑜的怀念,塑造了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而抒发了作者强烈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的抱负。词中也流露出事业无成、早生华发的感叹,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里虽有政治上无可奈何的一丝哀怨,但向往英雄业绩的豪迈气魄,仍是苏轼全词的主旋律。

  《望江南超然台作》就反映了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首词作于熙宁九年春。词中“却咨磋”为全词脉络,“试上超然台上看”细雨霏霏,贫困居民烟火不举,更加凄暗。苏轼在词中不仅写了对劳苦民众的同情和关怀,还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的歌女,表现了对荒淫无耻的统治者的不满。由于政治升沉、生活遭遇等各种因素,使苏轼产生对歌女的同情与关怀。白居易发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苏轼也发过“天涯同是伤沦落”的感叹;他更把殷勤留别的佳人引为比旧交新贵更为难得的知己。在与歌女惜别时,竭力安慰她们,要她们痛痛快快哭一场,索性泪珠也不用擦掉,就把它弹在征衫上,好让将来有缘再见时,重话旧情,“泪珠不用罗巾混,弹在征衫,图得见时说。”这是多么深厚、真挚的情意啊!这类关心民生疾苦以及对统治者不满的词作,深深地体现了作者社会实践的体验和创作激情。词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也正是苏词对现实的反映。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得不到实现的苦闷,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着。身长健,但忧游卒岁,且斗尊前。这是下片,回忆他们初到汗京时的情况,少年锐气,自负才学,真有不可一世之慨。而回忆之中隐含着仕途坎坷的愤懑。似乎在倾吐满腹的块垄不平。苏轼还常借吊古、赏月、咏物来抒发胸中的愤慨,如《满江红寄鄂州宋使君奉品》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州对鹦朗,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滴仙诗,追黄鹤!”这首词者凭吊古人联想现实的深沉感慨,表现了对三国时弥衡空持才气的可惜,傲物狂放的不可取;更否定了曹操、黄祖这样迫害人才不能容人的偏狭当权者。这里不能说作者没有交织进个人身世之感,但是苏轼认为才士的狂放和当权者的偏狭,只应让它成为历史。从现实出发,自己有过弃冠冕而归隐的念头,可又怎能忘情于朝政?结句是说尽管李白这个切盼朝政清明自已得以进用的希望成为泡影,但总要胜于崔颢只知思念故乡的个人愁苦。苏轼把自己在被贬滴中的思想感情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地,从而解脱矛盾与苦闷。正因为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不断从他的词里流露出来。

  苏轼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表现在对亲友的深厚情感上。前人曾有苏轼之词短于情之说,这种把情的内容局限于脂粉之间,理解得过于狭隘,且全然不符合苏词的实际。其实,东坡是笃于情的。如抒发真挚爱情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为悼念亡妻所作。虽然生死正相别十年,孤坟又相隔千里,但苏轼还是那样哀思深切,结想成梦。结句谈想亡妻在地下为怀念自己而不胜痛苦,“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加强表现了词人对亡妻的怀念,显得情意更为深切。苏轼对朋友,也怀着深厚的情谊。“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他的友情词就是这样发自肺腑的,贯注着充沛的真情实感。如《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真切体现出远离友人的眷恋。“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画堂新创近孤山,曲栏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上片借歌女的情态、歌声和心情,写山居者对行者的无限依恋;下片写当地好景虚设,春光阑珊的旧迹难寻,来刻画故人去后环境氛围的寂寞冷清,把惜别之情写得深至精微,反映出作者对友情的深笃。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抟抟。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以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苏轼的词在密州时期有重大发展,初步形成了豪放词风。《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就是代表作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全词以问天、问月来探索人生的哲理,抒发兄弟的手足情谊。前半阙的“明月几时有”、“今夕是何年”两句,是痴问也是探求,这是对现实生活极度苦闷、心头郁结的迸发;接着写由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纯洁,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则又表现出他对人生的眷恋。后半阙“何事长向别时圆”一句,也是痴问和探求,原来人生的离合,正如明月的盈亏,是永远不能改变、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但诗人并不从这里消沉下去,而是以乐观旷达的祝愿作结:只要人长在,纵然千里阻隔也能共赏同一明月,这不是很可慰的吗!全词笼罩一层迷惘、惆怅的气氛,但词的境界阔大明朗,这在婉约派作家所写的词中是罕见的。苏轼在密州时期的词作,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轼的“以诗为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宋诗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乃至《满庭芳》上阕首句“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和下阕首句“云何,当此去”,以及《定风波》末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不讲究文字的凝炼和意象的密集,词汇所形成的音顿不太整齐,系连词用得较多,而接近散文甚至口语。这种语言在词调固定的格式中仍然有其节奏感,只是它的音乐性已经不是很强了。但它也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取得摇曳变化、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苏轼重视词的文学生命,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是的,文学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苏轼的精神家园,是其生命意义的集中体现。苏词,也已化作不朽的文学精灵,永远激励和指点着在人生的旅途上艰苦跋涉,在文学的峰峦间奋勇攀登的人们。苏轼,以自己“诗化”的词学主张和成功实践,影响了宋一代词人,使词摆脱了“体卑”地位,进而发展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最终与光芒四射的唐诗并称,使宋词走上了空前绝后的峰巅,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苏轼对词的开拓和创新之功将永远彪炳于文学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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